伐木工兮

客家，字面上的解释一般取其“客而家焉”之义。客家流传的《迁徙诗》表达的也是此意：

“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

所以，客家这个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的民系群体，其最大的特色是移民性。客家的先民原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民，因避乱南迁而至闽、粤、赣，进而拓展至广西、四川、台湾以至于海外各地，和当地人杂居、融合。正如客家诗人黄遵宪《入境庐诗草》[①]中有诗曰：

“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女弟诗》

“筚路桄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己亥杂诗》

关于中原汉族南迁并形成客家民系的历史，据罗香林的说法，大致有五个时期。[②]其实据我个人意见，实际情形并非完全如此。北国汉族南迁的历史，远非仅限于五六次大迁徙。客家的形成，也是汉民族于南方各土著民族经过长期相互交融、共同生活的结果。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往往是决定客家人迁徙或是定居的因素，因为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当清初客家人迁入广西时，就是因为当地有许多土地可供开发。而进入晚清，原来闽粤赣的客家地区人口膨胀，可耕地日益减少，于是客家人不断地往外迁徙。因为源远流长的迁移的历史，铸就了客家人“刻苦耐劳”、“刚强弘毅”、“劬劳创业”、“团结奋斗”的精神，[③]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集中的光辉体现。

客家人每当迁入一个新的地域，往往产生土客之间为争取生存利益而发生的矛盾。因为矛盾利益的不同，土客之间便容易形成相对立的、内部相统一的宗族系统。每个个体成员都希望在各自的宗族系统中寻求安全及利益的保障。由这种矛盾而发生的土客械斗事件，在各个土客相杂居住之地都十分常见。然而，械斗之风首当其害的是客家人，一是因为人数相对较少，二来经济地位也相对比较低下。所以每次械斗之后，他们总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批沦为无业流民，甚而落草为寇。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又加强了客家人的团结力度，使得他们为了共同利益，容易一呼百应、迅速地结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而广西现实的土客械斗又成为了客家人掀起的“金田起义”的导火线。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广西桂平县就发生了黄谭两姓械斗。“二十四年甲辰，田州属于八角山，因土客争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邑（贵县）之北岸，土客械斗，杀戮相寻者五年，百姓流离颠沛，多遭掳掠。”[⑤]

1850年，贵县庆丰赐谷村附近农民为争山水灌田，相互斗杀。当时住在山上的土人要蓄水灌田，截断了水源，山脚下的来人（客家人）便去放水，引起口角遂发生械斗。[⑥]

就在金田村起义的前夕道光末年，贵县发生了波及全县的土客械斗，据调查，当时“贵县来土斗杀，死人极多，尸横遍野，瘟疫流行，无医无药，一夜之间一个小村便拖出几具死尸”。最后的结果是，客家人势孤，退到贵县南部和桂平县去了。[⑦]而这些遭到武装驱赶的来人，为了生计，便不得不重新寻找依靠，再次组成强大的组织。“时值贵县土客械斗，客民无依，男女约计数千，窜及桂平与洪逆合伙。”[⑧]金田村的起义就抓住了这个契机。

关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缘由，学界有各种说法。其一是，洪秀全在1843年应试落第后即蓄反清革命之志，经过七八年的筹划准备而实现了起义。这种说法明显脱离现实，据研究，此时的洪秀全根本还没有造反的念头。[⑨]而这种说法却明显地占据着我们的教科书，这不能不让学生有把历史简单化形式化的倾向。另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清朝地方官吏对拜上帝会压迫过甚而临时发动的起义。事实上，我们下面将看到，金田起义虽然是“临时发动”，但是其直接原因不是清朝地方政府的压迫，而是与土人的械斗。洪仁玕曾经对韩山文说过：“他（洪秀全）早已制定了他的计划，并准备了承受其后果，只等适当的时刻到来，就采取决定性的一步。”这里所谓的“计划”，指的是反抗驱赶土人的计划，其实并没有反清之意。而他所等的“时刻”，指的当然是土客械斗的时候。

《石达开自述》说：“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驱赶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共推洪秀全为首。”《李秀成自述》说：“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⑩]

由于械斗，土客双方都形成了所谓的“团练”。“粤民向来土客不和，近缘练团，纠丁壮，备器械，藉御贼之名，为私斗之机……”[11]“广西贼匪之难平，多由于团练之不睦。始则土团与客团争，客团复与土团争。”[12]

在客家的团练的形成中，洪秀全创设的拜上帝会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组织机构。这个组织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机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谈以下几点：一，土客矛盾的激化，导致当地的客家人形成“希图清吉”“以防人欺”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他们必然要寻求更可靠更值得信赖的靠山，拜上帝会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所以它的凝聚力也不断扩大；二，拜上帝会的“人人平均”“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13]的教义更适合小生产者们的心态，这批客家人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三，客家本身就有多神的信仰传统，他们不被简单地禁锢在一个神之上，往往超越民族、宗教和乡土的界限信奉多神，甚至有“见佛就拜”的传统；四，在土客杂居的地方，常常出现土人把客人排斥在“同敬社稷”或守护神之外，使得客人不得不另寻信仰皈依，当然他们的信仰大多都带着功利色彩，往往随着现实而转移。当然除了所谈的这几点外，洪秀全等人自身的努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天父诏旨书》说：“有钱需要认得破，不可分尔我，更要同心协力，同打江山。”[14]一般论者以为“打江山”意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政权，殊不知客家话里面的“打江山”指的是“闯一番事业”“创家业”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起义，为的是反对土人的侵占，夺回属于自己的利益，所以客人们在共同利益的号召下，纷纷变卖家产充作公款，一切在拜上帝会的统一分配下运作。“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弃家集合。如今时机到了，人人为本身的家属的安全而焦虑，至是乃奔集洪秀全旗下。”[15]

金田村位于桂平县北境，距县城大概24公里。金田起义之所以在这里爆发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王”韦昌辉的家即在这里，韦氏的家即是金田起义的领导核心所在地，“（拜上帝会）聚党于……金田村韦政（正）家。”[16]在最初的领导核心中，包括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然而其中只有韦昌辉的家庭，“固然说不上‘富甲一邑’，甚至说不上‘富甲一乡’”，但是也算是个“家务农，衣食尚足”的家庭，而其他人都基本上是贫苦农民。[17]加上，“上金田”跟“上金殿”音近，而且金田村的居民主要是客家人，不像桂平县其他地方或贵县那样经常发生械斗，一般的械斗事件也波及不到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这容易给洪秀全等赢得准备的时间和环境，各方面的因素一起，决定了韦昌辉家就成为起义的爆发地点。

因为金田起义的主体是两广的客家人，[18]客家人的移民的迁徙、流动性也赋予了此次起义以不一样的特点。拜上帝会号召会众全体成员全家老小都放弃自己已经建立的家园，会集到别的地方去一同建立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国，一起“同见（建）小天堂威风”[19]，为了这个目标，那些本来就无家可归和那些有家但是放弃了家园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那么金田起义最初的性质其实是一次在宗教外衣下的客家人的集体武装迁移，其目标不是反抗清政府，甚至不是反抗土人，而是冲出现实的禁锢到另外的地方去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乐土。但是，这次迁移因为触动了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绝对不会允许所统治的人民随便地背井离乡作大规模的迁移，因为这样一来，户籍就作了废，税收也收不到了，那统治就成了句空话。所以历代统治者总削尖脑袋前方百计要把农民稳稳地固定在土地里。但是，偏偏这支有“东方吉普赛”之称的客家民系桀骜不驯，因其骨子里有千百年来锻造出的不安、流动的习性。所以，起义最终跟封建王朝对上了面，和这支没有后路的队伍狭路相逢，于是，开始了客家人反封建的征程。从一开始反对的“愚官劣宰”、“官兵”、“团练”，到最后加上了“满妖咸丰”，反映的是冲突的一次次升级。

起义军一路的征战无不充满大移民的味道。因为它作战的方式是流动式的，甚至带有“流寇主义”的色彩，而且，在战争过程中还要“努力保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所有这些这都是武装大迁移的特点。但是它取得的成就，却是震古烁今的。从金田起义到攻克金陵，历时两年又两个月，太平天国运动就像一股强大的风暴般，顷刻间席卷华夏南方大地，霎时七省间烽烟滚滚。据不完全统计，其攻破大小州、县、府、省城池37座，[20]行走路程几千里，从最初不到万人，到进入南京城时的百万大军，我们可想，这是一场何等波澜壮阔的史诗。